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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司法考试与我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
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将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根据这一规定,两院一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决定将原先三家各自举行的“入门考试”,即初任法官考试、初任检察官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合而为一,从2002年春季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各自从通过考试取得资格的候选人中遴选自己需要的法律人才。这一决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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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将保证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和律师队伍,有利于提高审判、检察、律师工作质量,有利于法律人才的流动。这一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无疑将对我国的整个法治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的: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社会的进步,法制的进步,符合时代要求,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司法机关的特点。在这里笔者主要谈一谈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对我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的作用。

实行国家司法统一考试的最近期、最直观的效果,也是法治之路上最先出现的新气象,当数我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所谓法律职业阶层,是由这样一群人组成的:他们通过正规的大学法律教育而拥有共同的专业法律知识体系、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以及社会正义感和公正的信念。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职业阶层具体包括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当然,这几类角色之间有交叉。

尽管我国传统上是个司法行政不分、刑民不分、以道德和宗教维系的社会,但法律之成为一个职业,在我国也是自古有之,从事这一职业的如充当断案高手的判官和善于辞令的讼师、以及政治思想上提倡法治的法家等。当然,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即使他们在职业上都或多或少与法律有关,却仅凭经验行事、没有经过专门的职业训练、更远没达到一个特定阶层所应具备的共识、价值取向和目标;相反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担任法官或法家角色的与担任律师角色的被毫不留情地分为不同的、甚至对立的阶层中。这种传统即使到了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普通百姓对法官和律师的看法、法官和律师对自己角色和相互关系的认识等。

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是历史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传统社会在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和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另还有宗教道德加以辅助,大多数纠纷家族、社区即可解决;对相对复杂的案件,从事法律职业的、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也能作出裁判。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政治上产生多元化,另一方面社会关系高度复杂化、矛盾冲突的规模和数量扩大化,因此社会需要专门的、大量的法律人员来解决纠纷;同时,为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这些专门的解决复杂社会矛盾的法律人员还应当经过相对一致的法律知识技能培训、具有相对一致的法律观念。这样,经过长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这些专门的法律人员渐渐摆脱了政治、道德或其他一般社会关系的束缚,形成一个拥有共同的专业法律知识体系、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以及社会正义感和公正的信念的整体。法律职业阶层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已不仅限于解决纠纷,因为人们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对自己生活或职业范围以外的事情作出评判,只有依赖于评判是非曲直的专家权威,即来自法律职业阶层的人;在此意义上,法律职业阶层对引导、培养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甚至有的成员(即法官)本身就是超然独立、学识丰富的、融高尚人格与社会正义为一体的楷模(类似宗教、道德的教化作用)。此外,在法治国家,这一阶层的人员因其经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培训,对国家制度的建构和运作、法律规则的理解和执行、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的均衡和化解等问题,都具有别的阶层或群体不可望及的优势,可以说这一阶层处于国家机构与市民社会的衔接点,是维系法治的轴心。因此,不难理解法律职业阶层及其所掌握的机构一方面成为与国家立法、行政机构相抗衡的力量(即所谓三权分立);另一方面这一阶层有时不自觉地成为统治者依靠的说服工具,甚至许多人从此走上从政之路(西方国家政客多为法律科班出身)。

从历史上看,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法律职业阶层具有的共同特点是:(1)在法律院校(一般是大学的法学院)经过正规、系统的法律专业学习、娴熟于专业技术知识;(2)经过一定时期的执业培训或通过一定时期的实习获得执业经验;(3)能准确把握理解和运用法律规则,具有一切依附办事的思维定式;(4)以法律所代表的公正、正义为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4)组成具有某种资格认定程序(如考试、实习、选拔、竞选等)、纪律惩戒、身份保障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的自治性团体。组成这一阶层的典型人员包括律师、法官及检察官。应当说,既然属于同一阶层,律师、法官及检察官只是具体分工不同、角色不同,没有利害冲突,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更不会导致国家法律实施的不统一。可以说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对培养和坚定人们对司法公正、独立的信心、实现依法治国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制度的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化,法律职业专业化趋势必然加强;同时,随着人们法律意识和对司法制度期望值的不断提高,司法独立、依法治国也成为必走之路。前面也提到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恢复法制、提出依法治国已有一段时期,我国仍未形成法律职业阶层。当然,这期间的铺垫工作也是有一定成效的:例如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的法学教育已培养了大批法律毕业生、1988年实行律师资格考试以来已有十几万人取得律师资格……但是,不可否认,社会上“三盲院长”、“黑律师”之类的异常现象不乏存在;一边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一边则奉行“打官司=打关系”;至于司法腐败、冤假错案等方面的真实新闻也时有报道,甚至有人称检察院的反贪局为“贪局”。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如历史传统的影响、体制上的漏洞和社会不正之风的侵蚀等;但笔者以为,我国目前急需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主要是法官和律师)素质参差不齐,即缺乏作为一个法律职业阶层应具备的稳定的内在要素的问题。

先看律师:不可否认,我国的律师制度恢复以来,越来越多的法律院校毕业生步入律师职业,日益壮大的律师队伍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可是,尽管我国的律师人数已有十几万,这一数字与十几亿的人口相比仍然微不足道(美国律师即有八十多万,300个人中就有一个律师)。而且,由于我国目前律师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是法律专科以上和其它专业本科以上,并不要求具有大学本科文凭;不免出现有些没有学过法律的人或只粗略学过一点法律的人通过突击记忆押题而取得了律师资格、而相反有的法学教授却因记忆力和专长所限不能通过考试的现象。法律教育背景的差异使得律师队伍内部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更何况在有的地方法律服务所(并非律师事务所)存在着充当“律师”的工作人员,澳门现金网:甚至有的律师事务所也混迹了一些善于“打关系”、拉案源的人。从实践来看,正是律师中的缺乏专业法律素养的人破坏了整个队伍在法治之路上的作用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再看看法官:一个法治的社会,司法权的独立是最明显的标志。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法律意识的觉醒,以法院为中心的国家司法体制在我国正处于急剧变动的时期;而其中法官的角色、素质的定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法官是国家司法权的行使者,古今中外都以公正、睿智和精通法律为理想的法官应具备的条件;从理论上说,法院是人们寻求公正的最后场所,最好的律师也要听从法官的裁判;因此法官应当比律师具有更高的专业学识、正直品德和公正信念。而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法院一向被看作在党的领导下、与行政机关性质不分的机构,其人员除了少量从法学院和律师中选拔的外,大量来自没有受过大学法律专业教育的各类招干人员,基本上没有律师资格。为了使那些没有受过起码的法律专业教育的各类招干人员适应岗位的需要,全国法律业余大学(2001年已完成历史使命)对他们进行了培训教育并颁发了大专文凭,但这种成人教育的效果是有限的,远远达不到前述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即使是后来实行的法院系统内的初任法官资格考试水平也大大低于律师资格考试的水平。随机调查一下每一届的法学院毕业生,进入法院的比例稀少;并不是他们一致的不愿选择这个本应神圣的国家机构(他们应当比一般人更了解法院的地位和作用),而是由于种种原因进不了。相反,法院日益提高的地位使一些惯于钻营的人嗅到了权力的气味;至于“法盲”、“三陪女”当上法官,更是对法官职业的莫大讽刺。法官的素质低,必然损害法院在市民眼中地位,影响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检察官队伍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这一切不符合法治要求的状况都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2001年6月《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修改,明确把提高法官、检察官担任条件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其中共同的一条即是从2002年1月1日起,初任法官、检察官与取得律师资格一样,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一规定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颇具拨乱反正的意味,它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领域走向统一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关于统一司法考试与法官、检察官素质的提高之关系的探讨,学者们通过考察、对比中外经验已有大量的论述,不再赘述。笔者另外强调统一司法考试与我国法律职业阶层形成的问题:统一司法考试由国家统一组织实施、采用国家统一的标准和测试方式选拔法律人才,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专业水准;这样就保证了进入法律职业的人才符合该职业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只有具备相当专业水平的法律人才才能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迈进法律职业的门槛;在这一门槛内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才可能具有对法律职业的认同感和对法律了解、认识的一致性,消除原有的角色偏见和隔阂,从而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在此意义上,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阶层形成的前提条件。

如笔者前文所述,作为一个特定的阶层,其成员应通过正规的大学法律教育而拥有共同的专业法律知识体系、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以及社会正义感和公正的信念。这一定义是从总结有益的司法制度中得来的: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法律执业人员的业务资格都大体相同,即必须接受正式法学教育并获得法学学位、必须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或在此基础上更严格的国家司法考试、必须有专门 的职业训练或执业经验。我国 目前可能通过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人与此经验是有出入的:虽然无论是《法官法》、《检察官法》还是《律师法》,都无例外地规定取得资格是进入该职业最基本的条件,但这些法律并没有排除非法律专业科班出身的人可以获得这种资格。笔者考虑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确实有我国自己的国情:在目前我国实际急需法律人才而大学法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数量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允许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且具有法律执业经验的非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进入法律职业阶层,是有助于整个法治水平的提高的;但笔者主张这一类人才应限制在律师这一角色。法官队伍应尽可能保持较纯的大学法律教育背景。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职业阶层除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外,还包括法学家和其它政府机构(如公安、海关、工商、知识产权等部门)中从事与法律有关工作的人员,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等。参加并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可以开拓法学视野、丰富执法经验。总之只有各个环节均作到依法办事,才可能实现整个法律职业阶层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理想:法治。

本文发表于2002年1月,国家检察官学院、国家法官学院主办的“司法统一考试、司法官遴选、司法官培训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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